Lecture by Dr Zhu Yujie on The Boom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中国的遗产热:话语体系与实践
2017-06-23 22:32:53



2017622日上午,“中国的文化遗产热:话语体系与实践”讲座在紫金港校区东5-201成功举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遗产与博物馆学研究中心的朱煜杰博士为大家带来了关于“中国文化遗产热”的精彩讲座。跨文化研究所所长程乐教授、副所长刘慧梅教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阮云星教授等均参与研讨。刘慧梅教授的精彩主持更为讲座增添了浓厚的学术与思辨氛围。



朱煜杰博士在讲座伊始就对“遗产”的概念进行了剖析。“遗产”可以包含很多概念,例如某一种文化、传统、记忆,或是某一时刻、某种具体的物品,也可以是无形的遗产例如文化的发展路线等。朱煜杰博士提出应该采用“critical thinking”来思考“遗产”的概念,“critical”在他眼中并非是一个带有消极意味的词汇,这并不是指批评或批判遗产研究,而是用思辨的思考角度来看到这一研究问题。在他看来,遗产研究需要思考的并不是我们能够对这些文化遗产做些什么,而是这些遗产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新的思考,而这才是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

接下来朱煜杰博士提到了“中国文化遗产热”的概念,他具体分析了这种文化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历史层面的积累和文化准备;政治层面的国家建设;社会层面的需求。在这三个层面的原因的推动下,中国文化遗产热得以构成和发展,给社会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实现了遗产地空间和价值观的转换。而面对中国文化遗产热的现象,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也会有不同的反响,也许有的人会自然地接受这一社会现象,有的人会在接受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文化遗产,也有的人会提出反对,觉得这种行为打破了原有文化的概念,是一种文化的重构,人们会在这过程中不断的谈判和互动,最终达到一个和谐。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看法如何,遗产最终都会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的工具。

在讲座最后的提问环节,朱煜杰博士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探讨了遗产和旅游的关系。近几十年来,遗产已经成为中国旅游业最重要与发展最快的部分,遗产旅游将某个社会或地区的历史、文化、族群等要素捆绑在一起,成为吸引游客的资源,例如朱煜杰博士在讲座中提到的关于丽江、峨眉等地区的例子,这些资源包括宗教观光、侨民地旅游、生活文化体验、参观历史名城及建筑遗迹、探讨考古遗址等。从旅游业的角度看,遗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不同角度看待与评估过去价值的良好机会。但这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国家在保护文化遗产、申遗的时候,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保护遗产还是为了商业化的经济效益?朱煜杰博士解释道,申遗的工作团队设计部门很多,每个部门可能有自己的申遗目的。就现在而言,申遗很大一部分的意义都是和经济效益关联在一起。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目标和意义。


与此同时,朱煜杰博士也提到了关于“当地人”的思考。在申遗的过程中,当地人起到了什么作用?什么叫当地人?这些问题都是是很难定义的。以大研古城为例,所谓的“当地人”就包括两大类人,一类是90年代的时候真正居住在古城里的人,他们刚开始接触旅游业还相对保守,只是做一些小买卖。另一类人就是在申遗之后,古城经历地震,许多原住民都搬到了新城居住,将房子租给了外来的人做买卖,这些人也是当地人,被称为新丽江人,而这群人更多的是经营现代的交易方式,如奢华精致的服务业消费。虽然“当地人”无法具体定义,但他们的参与都会对这个地方有新的作用和贡献。

朱煜杰博士在讲座最后总结用话语体系来研究遗产的原因和意义。他认为可以将遗产看做一种文化表演,它是人为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既定事实。在这个过程中,遗产的意义与价值被不断生产、交流、并且被重构,再交涉与在思考。他在研究中并不强调话语体系本身存在的价值,而强调他背后的文化背景,遗产本身就是话语,学者需要了解遗产背后支撑的文化、社会以及政治价值,以及人们希望将遗产的哪些部分带到今天来。与此同时,朱煜杰博士也强调话语体系与实践的交流,强调人的能动性,即人在社会构建的过程中的作用。遗产本身并不是一种客观的行为,而是一种制造遗产的过程,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参与了制造遗产这一过程。

除了讲座以外,朱煜杰也在621日的上午和晚上在东6-402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参与了两次讨论会。在讨论会中,朱煜杰带领大家一起阅读了两篇论文,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讨论博物馆的建构在文化遗产研究的作用时,老师和学生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估一个博物馆的好坏和意义。朱煜杰博士解释道,博物馆的评估有很多因素,根据实践每个地方也会不一样,因此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和体系去评估它,但最终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实现各取所需。与此同时,大家也提到了遗产归属权的问题,一些文化遗产在政府等相关机构介入后,它的归属权就会产生很多矛盾,朱煜杰博士认为,这种遗产政治化的过程虽然会带来一些矛盾,但并不全是负面的影响,它也会激活和鼓励当地人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产生一些来自个人的情感,这种情感可能不全是为了国家,但是这些情感都是正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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